在“保卫中国同盟”（简称“保盟”）的历史长卷中，美国友人耿丽淑的身影虽不似白求恩、斯诺那般广为人知，却以其细致坚韧的工作，成为宋庆龄身边不可或缺的助手。从保盟秘书到新四军的“物资调度员”，再到秘密信使，她用行动践行着国际主义信念，在烽火中搭建起支援中国抗战的隐形桥梁。
大学时代的耿丽淑
1926年9月，耿丽淑由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委派到中国工作。耿丽淑追求民主，关注社会，关注民生，到中国不久便涉足中国革命事业。1929年5月28日，宋庆龄从德国取道苏联回国，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国葬，从北平的西山迎灵柩到南京中山陵。耿丽淑专程从济南赶到南京，目睹了这位中国杰出女性的风采。1934年，耿丽淑任上?；浇膛嗄昊嵫恐魅胃墒?，这年秋天，耿丽淑参加了路易·艾黎组织的政治学习小组。1937年“八一三事变”后，耿丽淑与金仲华、邓裕志等创办了难民收容所、伤兵救护站，组织教会大学学生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，开展义卖活动。
中学时代的耿丽淑
1927年，耿丽淑在北京期间留影
1928年，耿丽淑（左）考察山东农村时留影
1930年，耿丽淑（前排左三）与青年会同仁在上?；鸪嫡竞嫌?/font>
1933年，耿丽淑(中)参加女青年会上海总会举行的基督教女大学生联合会时合影
1938年6月14日，宋庆龄在香港创办保盟，随后派吴大琨赴上海与耿丽淑联系。1938年冬天，吴大琨带着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秘密赴沪找到耿丽淑。吴大琨介绍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性质，然后转达了宋庆龄的设想——在上海建立保盟分会，接应国外救援物资，并将物资转运新四军皖南军部，请耿丽淑参加筹备。
青年时代的耿丽淑
几天后，由吴大琨、耿丽淑、沈体兰、吴耀宗、张似旭五人组成的保盟上海分会核心，在耿丽淑的住所举行了首次会议，宣布分会的成立。耿丽淑被选为上海分会秘书，负责接应国外的捐助，以及与其他革命组织的联络。同年12月，新四军代表、军医处长沈其震和材料科长吴之理到上海向耿丽淑紧急求援。保盟上海分会募捐到现金10万多元，为新四军购买了5万套军装所需的布匹和一批药品，在上海党组织安排下，由顾执中、王纪华率领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，通过日军封锁线和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地，送达新四军军部。
首批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向新四军敬献锦旗
1939年初，新四军在皖南遭遇日军“围剿”，药品和冬衣严重短缺。陈毅通过地下渠道致信宋庆龄，请求紧急援助。宋庆龄召集保盟核心成员商议，决定由耿丽淑负责协调物资募集与运输。耿丽淑连夜整理出新四军急需的清单：奎宁300瓶、磺胺粉50公斤、棉衣2000件、绷带1000卷。她以保盟名义致函美国女青年会总部，呼吁“为中国妇女和儿童捐赠冬衣”，又联系香港的西医公会，募集到一批过期但仍可使用的药品。
1939年3月，第一批援助物资从香港启运，由耿丽淑亲自押送至广州，再通过中共地下交通线转运至皖南。为避开国民党检查站的盘查，她将药品伪装成“教会医疗用品”，棉衣则缝入“救济难童”的包裹中。抵达广州后，她在沙面租界的秘密联络点与新四军代表接头，交接时说：“宋庆龄先生让我转告，这只是开始，保盟会一直站在你们身后?！贝舜卧耸涞拿抟?，在当年冬天成为新四军皖南部队抵御严寒的关键物资，陈毅后来在给宋庆龄的感谢信中特别提到：“棉衣暖身，情谊暖心，感谢耿丽淑女士的辛劳。”
后来上海分会的其他四位核心成员被捕、牺牲或因故离开，只剩下耿丽淑一人。耿丽淑的工作任务更艰巨，但她毫不惧怕海关码头有日本特务，经常秘密地给香港的宋庆龄传递秘密信件。每当香港来上海的美国“总统号”轮船到达时，她机灵地扮作接客者混入人群登轮投递，并及时取得邮船带来的宋庆龄最新指示。虽然她因外国人的身份得以幸免于难，但也被迫于1940年秋回国。
回美国之前，耿丽淑终于在香港西摩道21号保盟总部与宋庆龄会面，这是她们第一次相见。由于已有的工作联系，她们一见如故，谈了许多。从言谈中，她们有了更多的了解，彼此增进了友情。回到美国后，耿丽淑依旧经常保持与保盟的联系。她通过讲演活动，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情况，为中国人民募捐。还担任美国社会服务工作者工会主席。
1946年7月，耿丽淑（前排右二）参加女青年会欢迎印度干事时合影
1947年夏，耿丽淑（前排左一）与女青年会新干事合影
1945年11月，耿丽淑同爱泼斯坦、陆懋德、斯诺、史沫特莱等人一起，参加了美国进步民间组织“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”，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、干涉中国内政。
1946年7月，耿丽淑如愿来到上海，继续在女青年会工作。这时，保盟已于1945年11月迁至上海并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，宋庆龄马上邀请她加入，担任执行委员。1947年初，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谭宁邦请假回国，耿丽淑被推上了代理总干事的职位，处理福利基金会的日常工作。1947年12月，耿丽淑被纽约女青年会召回美国。
1952年，耿丽淑（右一）与宋庆龄（左二）、沈粹缜（左三）、江兆菊（左一）在宋庆龄上海寓所合影
50年代初期的美国，“麦卡锡主义”盛行，耿丽淑也是受害者之一。她因为大谈中国革命，而被视为共产主义者。1951年9月，耿丽淑被纽约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解雇，她决定立即投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新中国。在宋庆龄的充分安排下，耿丽淑取道欧洲抵达香港，最终回到上海。从此，耿丽淑一直居住在中国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的事业中。
耿丽淑（左）在宋庆龄上海寓所花园同宋庆龄（右）合影
耿丽淑在保盟工作期间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在无数个深夜的账目核对、秘密的信件传递、琐碎的物资协调中，诠释了“平凡中的伟大”。她与宋庆龄跨越国界的合作，既是反法西斯战争中人性光辉的见证，更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珍贵注脚。
部分内容和照片来自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、中国福利会、
上海宋庆龄研究会、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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